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灿烂的文化中，诗词独树一帜。
从春秋到更早时期的诗来看，国风无疑是先民最原始最淳朴的情感表达。他们歌颂自然、歌颂劳动、歌颂爱情，也发泄不满和愤怒，用词简单直率，不加掩饰。那时有派官员到民间采集诗歌，相信这些诗当时是可以聚众歌唱的。雅和颂句式的成分就要复杂一些了，没有国风那般纯粹。因为出现了专业写手，而作为写手的“士”因其身份的复杂，使情感的表达复杂起来，诗的形式也复杂一些。
孔子编《诗经》，从三千多首诗中收诗三百零五篇，被他删掉的再也无从知晓，遗憾也没有用了。诗集三百篇成为诗经三百篇，就是以诗为经，教化人民。从《诗经》三百篇来看，孔子虽看重礼乐教化，但对先民的情感宣泄却很包容。那时《诗经》还不叫《诗经》，而叫《诗三百》。
从《诗经》到骚体诗的出现，似乎有几百年的沉寂，但骚体诗突然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屈原和他的《离骚》达到了我国诗歌的巅峰。一是诗体之美，一是诗篇之长。这首自传体式的长诗当真是不拘一格，洋洋洒洒，将一个空怀抱负、王庸臣佞国将危亡的落魄大夫的悲愤绝望，表达得惊天地，泣鬼神。
《离骚》是屈原遭小人谗言后被流放时所写，离是离国去乡，骚是悲愤难忍，自证高洁。在楚地，骚是一个贬义字，以屈原的高洁，他不会在如此重要的诗作中取一个不洁的诗名。但他无论怎样吐露心迹，怨气都无法消解。如果是后世人给取的这个诗名，倒也恰如其分，因为屈原的经历是后来的士大夫们相同的经历，李白、苏东坡们莫不如此。所以《离骚》不是屈原的《离骚》，而是中国式士大夫的《离骚》，其影响可知。
《离骚》中写到志向时，豪放高亢，写到悲国伤己时，则缠绵悱恻，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后来有唐诗宋词，有豪放婉约，都从这儿源出。
屈原的诗后被冠以楚辞或骚体，除了他的几个学生，这种体式，就此绝后。楚辞的美或是屈骚的美，是很难被超越的，因为它没有制式，要自由发挥，全凭诗人卓越的才情。
楚辞之后，五、七言诗兴起，到魏晋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大家，但诗的形式没有延续楚辞的长短句，却是沿着诗经、汉乐府的短句而发展。楚辞的长短句，长短不一，起伏不定，错落有致，有抑扬顿挫之美。魏晋后，诗未曾承袭楚辞的形式，却用五、七言，并固定下来，也许是自有内在的逻辑。这种规整的形式易于创造，易于记忆和流传。在对仗被赋予音律美之后，读起来朗朗上口。对字词的推敲让诗人们着迷并乐此不疲。
到盛唐时，律诗绝句天下普及，从皇帝到士大夫到名妓到僧人，乃至贩夫走卒，少有不会作诗的。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大都出自唐代。唐代的诗人数不胜数，唐代的诗流传于世的有说十万多首，可以说，唐代是一个被诗侵染的时代，那些各式各样的人们从各个角度反映或是记录下了全唐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唐诗中感染到的是盛唐的大气和诗人们的内心宁静。回看中国五千年历史，基于大唐气象伴生的唐诗，是中华文化中一颗最亮眼的明珠。此后千余年来，不管国运如何变化，唐诗都伴随着国人，抚慰和激励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所谓“诗和远方”，诗就是一种精神支撑，远方则是希望。
唐诗能流传这么久远，又这么普遍，在于它的形式。一首五绝，短短二十个字，便带给你一个无穷变化的画面，让你沉浸其中并浮想联翩。虽然唐诗中有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乐府和其他体式，但律诗和绝句已成了主流。这是因为它简短、节奏感音乐感强，易上口，易背诵，易流传，而且易创作，耐玩味。
宋代，特别是北宋，繁华甚至有过于大唐，士大夫们享受着繁华，享受着自由宽松的气氛。宋词的产生应该来自酒肆青楼。宋词是可以谱曲歌唱的，是不是每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曲调我不知道，但每一个词牌对应的词都有规定的格式，各不相同。在青楼和酒肆点唱词牌当时应该很普遍，一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便知晓当时的词便是歌，只是后来词蔚为大观，与乐曲渐行渐远。宋人也写律诗，与唐时无异，但觉得一朝当有一朝的气象，需另辟蹊径，有别于唐，于是宋词便大放光彩，个中高手如云，也留下大量的传世佳作，使唐诗宋词等量齐观。
明清时，白话小说渐盛，诗词的形式基本被固定且沉淀下来，渐渐成为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个人爱好，但仍然是孩童启蒙的教材。不同的诗词选本被刊印，诗词沉淀而不沉寂，诗词的传承仍不绝如缕。
时至今日，喜爱诗歌的人，仍然视唐诗宋词为瑰宝，或写律诗，或填词，只要还有中国人存在，唐诗宋词永远不会消亡。但人们不会去模仿诗经了，不会去模仿楚辞了，更不会模仿元曲了。就唐诗宋词而言，我就更偏爱唐诗一些，因为唐诗的简短流畅是宋词不能比的，这是唐诗的优势。
我自小喜欢古诗，特别是当知青时，終日劳累，辛苦寂寞，手边有一册唐诗，通过诗，穿越时空，感受他们的悲喜，沉沦其中，如饮琼浆。现在已到暮年，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古诗，虽说读诗如参禅，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但受益是相同的，在感受美和雅之外，还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厚重及与古人神交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