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民辉，今天来和大家说一说《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的收集和整理，诗三百。
《诗三百》，包括上下数百年、遍布江汉以北各诸侯国的诗歌，其中有贵族的创作，亦有民间歌诗。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起来的呢?归纳历代学者所说，不外“采诗”和“献诗”两种。
先说“采诗”。《汉书·食货志》云:“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拘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何休《公羊解话》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汉代学者刘歌《与扬雄书》(《方言》附)亦有类似说法，只不过采诗者为鞧轩使者。据古史家研究，采诗是氏族社会遗风。在国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部落联盟领袖需要从民歌中听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民歌的采集乃是原始民主的一种补充手段。周朝统治者为了了解民情风俗，考察施政的得失，设有专人负责采集诗歌，是有可能的。否则，古代交通十分不便，不是由官府主持采诗，要汇集如此绵长，地域广阔的众多诗歌是不可能的。
汇集诗歌的另一条途径是“献诗”。《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又《晋语六》说:“在列者献诗，使勿兜(惑)，风听胪(传)言于市，辨袄(恶)祥于谣……”《左传·昭公十二年》还记载祭公谋父献《祈招》之诗劝谏周穆王出游天下的故事。考之《诗经》，“献诗”的事也确实存在。《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汹”等等，说明公卿列士曾献诗颂功德或献诗讽谏过失。此外，各诸侯国也要向周天子献本国歌谣。《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种“陈诗”实际上也是一种“献诗”，不过所献之诗并非太师所作，可能也是来自下层士人之作和民风民谣。
至于那些专门用于祭祀的《颂》诗，则非“采”非“献”，当是巫、史等有关人员奉命制作的。
通过采诗、献诗与作诗，汇集起来的乐歌一定很多，而我们现在见到的《诗经》只有篇，是谁编选、整理成书的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樱，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衰)，始于衽席(教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是说，孔子从流传的多篇古诗中，以礼义标准选出首编订成书，而把那些重复的或者不合礼仪的诗都删去了。司马迁的意见，有赞成者，亦有人持怀疑态度。赞成者有班固、陆德明、欧阳修、顾炎武、章炳麟等，怀疑者有孔颖达、朱熹、郑樵、叶适、朱彝尊、赵翼、崔述、方玉润、魏源等人。
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古诗与逸诗问题。主删诗说者认为，从情理上讲，数百年来产生篇诗，平均每年不过几篇，为数不多，完全有可能。欧阳修就说过:“(今本《诗经》)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音乎三千?”(《毛诗本义》)。由此不能轻易否定孔子删汰过诗。非删诗说则针锋相对。如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便指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这是从“逸诗”的数童与古诗三千的数量之比所作的推断，认为司马迁所言不可信。所谓“逸诗”，指未被收录进《诗经》的诗歌，如《论语·子罕》所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引“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等等。
清赵冀《陔余丛考》卷二“古诗三千之非”条说:《国语》引诗31条，逸诗仅1条，相比之下，所引逸诗仅是《诗经》的1/30;《左传》引诗共条，而逸诗仅13条(其中左氏自引及述及孔子之言所引者凡48条，而逸诗不过3条;列国公卿自引诗共条，逸诗仅5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70条，逸诗不过5条)，是逸诗仅删存诗的1/20,“若使古诗有三千余，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侧存诗二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
争论之二是有关诗的去设标准。孔子取诗的标准是合乎“礼义”，如他认为郑风“淫”，主张“放郑声志”，但现今《诗经》中仍保留有郑、卫之风，便说明孔子未曾删诗。清李悼，《群经识小》卷三说:“观经传所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辞多雅正，亦不在可别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于夫子之前，非夫子删之也。卫、郑、齐、陈皆有‘淫诗’，夫子不侧，所删者何等诗耶?”
争论的焦点还有诸如“正乐”是否是“删诗”等等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列述。
今人多赞同孔子没有删诗，理由还有如下几条:一是吴公子季札观乐，鲁乐工所奏与今本《诗经》相差无几，其时孔子不到10岁;二是孔子及门人弟子都没说过“删诗”，且多次讲到“诗三百”，可见《诗经》这个本子，在他之前就只是三百余篇;其三，当时列国盟会聘问实享，士大夫都要“赋诗见志”，这就要求各诸侯国的君主、大夫所掌握的诗篇墓本相同，赋诗时才会互相理解领会各自的意图，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果他按自己的标准删诗，列国之臣谁能信服而听从他?
虽然孔子没有测定《诗经》，但它确实是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工作，才会呈现出今天这个面貌。郭沫若先生说:“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巧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面的变异性却很小。形成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简单地谈谈诗经》)据现代学者的推测，这个加工整理者是周代的乐师。因为从各地采来或献来的诗歌往往在形式、字句、声韵、乐调上都不一样，为了能在朝廷的祭祀宴享上奏唱，完全得做一番修饰加工的工作。况且古代贵族学校还设有“六诗”(即诗六义)这门课程(见《周礼·春官))，《诗三百篇》可能正是乐师们为教授国子而选定的课本。《国语·鲁语》说:“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是宋戴公的大夫，他校订《商颂》还要求助于周朝乐官，换言之，周太师掌握着《商颂》的善本。可见，由周代乐官选编《诗经》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