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伴随着一位又一位的名人走人寻常百姓家的。说到《诗经》，可能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孔夫子，而说到《楚辞》，那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屈原了。中国文化起源来自诗歌，无数诗歌通过百姓的代代相传，不间断的承接与延伸，诗歌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也不断的演变着。
诗有六义，说的是《诗经》共有六义。这六艺分别是：“风、雅、颂、赋、比、兴”。「朱熹」说：“风、雅、颂为声乐部分之名，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朱熹」说的即是风、雅、颂是诗的文学风格、题材的分类；赋、比、兴则是作诗方法、技巧。「李仲蒙」这样解读赋比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思即是无论是赋、还是比或者兴，都有物与情，而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
中国人的抒情方法便是叙物、索物、触物。「毛泽东」同志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在《诗经》三百年之后，以屈原为代表创作而成的《楚辞》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艺术。如果说从《击壤歌》到《诗经》的进步是“从一到一”，从第一首诗歌到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诞生，那么从《诗经》到《楚辞》则是另一个“从一到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诞生到中国第一位文学家的诞生。
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诗歌总集。《楚辞》是汉代刘向将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搜集整理成总集，虽然也是诗歌总集，但以屈原的作品数量为最，所以也称之为“屈原别集”。这是中国诗歌文化的又一次“从一到一”地进步。从“总集”到“别集”的进步。又因《诗经》中有《国风》，《楚辞》中有《离骚》，后人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文学是分时代性、地域性的。从时代性来说，《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就整体而言，诗经是周王朝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缩影，形象的将先祖农耕创业、祭祀鬼神、宴会交友以及婚姻、风土民情、习俗如一副巨型画卷展示给后人。《楚辞》出现在战国时期，是战国后期形成的一种新型诗体，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诗经》的四言诗风格相比，《楚辞》更具浪漫风格且句式活泼，且因《楚辞》使用的是楚国方言，在韵律与节奏上更具南方文学的独有特色，所表现的内容与思想感情更为复杂丰富。所以《诗经》易读，《楚辞》中的《离骚》《九歌》则比较难读。
从地域性来说，《诗经》的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地。在地域上来说是偏北方的。孔子喜欢的《诗经》“二南”，即是南阳（今河南）与襄阳（今湖北），屈原《楚辞》的创作背景就是源自《诗经》“二南”。“楚辞”之名，首先出现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来的意思泛指楚地歌词。《楚辞》是楚国人的作品，而楚国是在襄阳，因其运用的是地域性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以及楚地的地域色彩，因此《楚辞》具有南方文化的美学特质。因其南方楚文化的美学特质的影响，及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生经历与其个人的卓异品质，使屈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交响曲，正是由于《诗歌》《楚辞》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国的诗歌文化才能牢牢扎根在中土大地上，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有《诗经》与《楚辞》的滋养，才有了中国诗歌日后的万紫千红。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流传千古。这些流传至今的诗歌，今天仍给我们的生活增彩添色。在信息爆炸的二十一世纪，信息的飞速传播影响着我们对文学的选择，而《诗经》与《楚辞》中的作品都具有深厚且丰富的文化积淀，从生活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是历史的的写照，更是传承千载的思想情感，值得我们一读再度。
《楚辞》团结出版社